近幾年引發的「食安風暴」，讓家長們對孩子在校飲食安全，開始提心吊膽。對於校園營養午餐安全，到底誰該來規範，眾說紛紜。（本報資料照）
文／楊力宣
在台灣早期的校園生活裡，父母每天都會備好餐盒，讓孩子帶去學校，與同學分享彼此的家庭菜。而這樣的回憶，在民國62年，台灣結束美援後，政府改自籌經費辦理學校午餐，『備餐任務」』就從家長轉嫁到校長及老師身上。在當時，學校必須接受國民教育行政命令與相關計畫指導，開始辦理學生午膳，從此成為難以推辭的任務。
政策不完善 影響學生在校用餐品質
近幾年引發的「食安風暴」，讓家長們對孩子在校飲食安全，開始提心吊膽。台北市家長協會常務理事－楊昭瑾就認為，中小學生每年在學校食用午餐約200頓，對於不常開伙的家庭來說，在校食用次數多於在家用餐；換句話說，食安拉警報，學生往往是最大受害者，尤其是基層學校未必能善盡把關責任。
學校膳食出問題，除了政策與制度的不完善，也和各校對午餐承包商的實際限制有關。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－張旭政理事長就指出，過去北部地區曾發生相關弊案，在中部也時有所聞，追根究柢，問題還是出在廠商與學校間的恐怖平衡。承辦廠商一旦優先考量所得利潤，就會犧牲學生用餐的權益與品質，即使午餐食材標示CAS，都難以保證安全。
學校專業在教育 政府應劃分責任歸屬
民國90年，政府依中央財政收支劃分法，將學校午餐經費改由地方政府自行籌措，導致經費不足，以及民國97至102年間物價快速攀升。兩者交互影響下，致使有能力辦理團膳的業者，得以左右學校午餐的成效；再加上，學校缺乏有力的法令支持與防弊機制，食材品質難以維持，讓學校營養午餐進入「黑暗時期」。這樣的情況，直到102年底，由立法院首次通過修正《學校衛生法》，以及104年再修正，制度缺陷才略為改善。
根據教育部統計，全台大約兩成多學校採取民辦民營用餐盒與桶餐，尤以受限場地經費的北部學校委外最多。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－翁慶才理事長曾感嘆，「長期以來，不論是行政、立法、監察等政府機關，皆便宜行事濫用學校教育功能、壓榨教育人員對教育的熱誠，無限上綱地賦予不適用的政策任務及不對等的期待，讓學校包山包海，置行政和老師處於無米之炊。學校午餐不過是學校經費捉襟見肘的冰山一角！」翁理事長也指出，政府錯誤的政策引導社會和家長對學校產生錯誤的期待，他建議行政機關應依法編列足夠經費預算，建立合宜監督機制，免除老師驗收、監廚等非專業工作。
學生午膳責任，從家庭轉嫁到學校，但又缺乏有力的法令支持與防弊機制，食材品質恐難以維持，反倒使營養午餐進入「黑暗時期」。（本報資料照）
家長、校園、社會協同 食安把關效益高
部份關心學校午餐問題的家長團體也提出建議，認為學校營養午餐興辦40年來，政策與法令不完備，才會任由學校行政與教師承受莫大的壓力，與其追究學校校長辦的好不好，應該先反問主管機關提供了甚麼政策。反觀日本，早在2005年就制定《食育法基本法》，帶動學校與家長關心學生的飲食安全與健康，以及環境與農產鏈結。以此為例，台灣應該正視且揮別過去學校午餐錯誤的發展觀念，協同社會各界與家長做學校的後盾，才能讓孩子在學校吃得更健康、更快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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